【谈艺录 】书如佳酒不宜甜——我对隶书的理解 ■吴振锋

书 如 佳 酒 不 宜 甜

——我对隶书的理解

■吴振锋

       《易经》有言，“既济，未济”，就是说一切完成都不是终极的。学书大抵是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诗到老年唯有辣，书如佳酒不宜甜”，伊秉绶此联，颇有理。我不敢回看20来岁写的字，觉得那时耍小聪明，字写得滑溜甜腻，不堪入目。后来，师从周俊杰先生，从写《张迁》扩大到庙堂隶书、摩崖以及简帛、砖文、瓦当，后来索性将秦汉印、封泥当字帖来临，字相照例不脱《张迁》，而质地则愈来愈有泥腥味儿，纯朴但不厚实。再后来，便收了一大堆秦砖汉瓦、陶瓶土罐在家里，日夜对望，摩挲久了，连审美口味也变得质朴稚厚、简约单纯。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中国美术馆看沙孟海先生遗作展，久久不忍离去。其中一件书于小纸条上的作品，让我流连忘返，盘桓再三。纸条上写着“河姆渡遗址”5个字，是为一部电影写的题标。原来，隶书如果要写得有古意，是可以拉长字型的。仔细端详甲骨、金文，可以发现古意的隶书必须在气脉上与三代以上文字相贯通，这是由汉字的遗传基因决定的。我豁然开朗，但也遇上难题。豁然开朗是为找到自己的语言范式而得意，难题是得意可，忘形不可。解决隶书形体问题是建立自己风格的起点，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重点和难点。隶书入手易，但要把隶书写出自己来谈何容易。历史上任何一个隶书大家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难就难在如何把方正或稍扁的隶书写成稍长或偏于方正的结体，它就要打破以往对于隶书的视觉心理习惯，要在丰赡的隶书资源中去寻找那些属于自己的或者可以转换成自己的东西。再就是对于线质的把握，这对于隶书尤其重要。如何锤炼出一种不僵硬板滞而又冲和灵动的隶书线条一直是我所追寻的，在力度、节奏、笔法、墨法包括纸张性能上我都做过大量的功课。尽管离目标尚有差距，但“既济，未济”，在一步步实现着。再次，尤为重要的是气息、气格、气象、气韵等这些既玄妙而又可感的“进乎道”的诉求如何实现。我的办法是从金文中借鉴提取，比如《史墙盘》的简约纯净，安详清丽，生动传神，移置于隶书则既和谐又高古。我觉得《中庸》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书法要适性，合于性情，生于性灵，从意适便。苏东坡讲道“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大约就是我所追求的书法意境。佛学上讲自性即佛性——“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所谓“真如本性”、“见性成佛”，都应该成为我们思考艺术问题的思想资源。

　　隶书的章法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瓶颈，始终都没有解决得很好。问题出在每一个字有一个“力场中心”，当多个字组成一个图式结构时，事实上就变成多个“力场中心”，这样就把每个字的“张力”消解了。我采用的办法是减弱“波”画或者“撇”画的强度，能放则放，能收则收，这样，整体上会保持“书势”分散在每一个表现元素——字、点画里，又统摄于一种“意象”之中，相避相形，相呼相应。当然，这只是一种试验，问题永远在解决的过程中。

　　三代或三代之前“儿童期”的书法遗迹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玉，具有提炼和创造的无限可能性和再塑性，从其率意自由的创造精神中汲取艺术原动力，或许是现代书家需要有现代眼光重新发掘的丰富矿藏。比如器物上刻画金文（如椭量、方升、诏版、权、官舫、钟、鼎、盆、炉、铙、鉴、弩机、衡杆、斛、币等）、范铸金文（如铙、斛、洗等）、刻画砖瓦陶文（如瓦、俑、缶、墨、罐、盖、壶、器、范、片、砖、瓶等）、戳印、模印、砖瓦、陶文（如瓦模、坛、钱范、陶罂、钟、瓴等）及各种瓦当文字，这些都可以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艺术语言。当然，简牍之类墨书字迹就更多了。由于考古发现越来越丰富，这些朴稚淳厚的书法资源，一定是校正当代甜腻佻靡书风的正能量，它们的审美价值和学术价值还有待认真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