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陵秦简牍与咸阳秦封泥汇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湖南省里耶古城秦简博物馆和西安交通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共同策划主办的“篆隶合璧——迁陵秦简牍与咸阳秦封泥汇展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4月26日上午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举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陈建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刘瑞联合主持这次研讨会。书法界、考古界、高校共60余位学者及研究生参会。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全程参加了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共有14位专家教授从书法艺术角度、考古学角度和古文字学角度对里耶秦简和秦封泥进行了深入的、多层次的学术探讨。

一

书法界的专家学者们就里耶秦简与秦封泥对当今书法创作的意义、篆隶书体的演变过程及里耶秦简的书法史地位等主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书法家协会六届理事、陕西省书协常务副主席邱宗康女士认为此次展出的楚地简帛实物打破了我们以前对简书诸多惯性认识。其笔法、结构、体势、趣味都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给写简帛、篆书与隶书的朋友很大启发。如何把南方的温润和北方的雄强结合在书法艺术中来打造精品，这是邱女士多年以来思考与努力的方向。书法精品要格局宏阔、细节精微。基于今天的展览邱女士有三点想法：第一，篆隶非常重要。从炎黄时代开始中国文字沿着图形文字的脉络发展至今，也正因如此中国文明至今从未断裂。现在写篆隶的人比以前多了，但相较其它书体仍然较少，这需要书法从业者们一起把篆隶书好好继承发展下去。第二，书法学习应该从篆隶开始。过去不尽合理的书法学习几乎都从唐楷开始。当下书法创作中行草书占主导地位，可能就是因为从唐楷入手，稍加松动变成行楷，再稍加牵丝连带变成行草，然后加入草法变成草书，这个脉络导致很多人以写行草书为主。而篆隶书的研习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它的高古气象和沉厚力量是每一个艺术从业者都该汲取的营养。第三，书写篆隶一定不能只写一种书体。这会导致创作受到禁锢乃至僵化，一定要旁征博引、广采博获尽量多地临写篆隶各家，并吸收汉代后各家的技法融入篆隶创作，才能更好的将篆隶这两种最具文化根性的艺术形式充分发扬光大。

陈建贡先生以“简牍帛书是书法创新之源泉”为题进行了发言。竹木简牍是我国古代使用时间最久的书写材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在我国出土的数十万枚简牍为中国汉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古老而又新颖的活史料。这不但为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简牍学这门学科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实物资料，也给战国至秦、汉、魏、晋书法史增添了浩富辉煌的篇章。简牍帛书的出现，对古今关于汉字形体演变顺序的结论具有颠覆性的拨谬反正的作用。亦揭开了笼罩在金石书法上的帷幕，还了书法历史的本来面目，让书法艺术的研究者不必再透过碑石的刀锋寻笔锋，近距离地追寻古人古朴稚拙，天真烂漫，自由自然，妙趣横生的技法和神韵。也给今日书法创作的推陈出新追求个人风格提供了最佳的可供借鉴的形象资料。

《中国书法》编辑部主任、书法理论家朱中原研究员认为：秦文化代表了中国早起文化史的发展高峰，它奠定了中国封建王朝在各个方面的文化雏形，以秦简牍、刻石、封泥等为代表的秦代书法是秦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对先秦古文字体系进行整理与变革的文化结晶。秦简牍的烂漫开张与秦封泥的古拙厚重代表了秦代篆隶书的双璧。这次展览和学术研讨会是依据考古出土资料对秦代书法史的一次重新整理，对于研究和重新审视秦文化和秦代书法，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倪文东教授认为，此次两展一会的形式别出心裁，为当代的书法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秦人喜欢写篆隶，这与地域、文化源流有很大关系。写隶必写篆，写篆必写隶，篆隶相延相息的关系是打不破的。碑刻、摹崖、墓志都是经过加工、改造甚至是伪作，看到此次展出的墨迹才能见识到古人写字的真实状态。书法家要向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学习，书法研究若不做文字学研究那就会无根无源。同时文字学家也要写书法。两界学者们联起手来，把古人的墨迹更多地用于书法创作，行草单一发展的局面也许将会被打破。今天的书坛提倡传统经典回归正道，这就需要取法秦汉，篆隶合璧，意与古会，使书法家都有这样一种回归传统的正能量精神。

西安交通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系教授杨锁强先生以“论里耶秦简的中国书法史地位”为题，对里耶秦简的中国书法书法地位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秦简与秦封泥今日合璧，乃书坛盛举。秦始皇统一文字，成就了秦代的篆书与隶书。里耶秦简是其隶书的重要代表。里耶秦简的中国书法史地位主要表现再以下六个方面：1、书法的创造往往是文化创造的产物。里耶秦简是秦朝文化对六国文化吸收、消化与融合的见证。虽秦朝政治文化宗法家、严刑峻法、焚书坑儒，但私学——－以儒家为主的诸子学说却在民间流行，使得里耶秦简的文化皈依具有多元性和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特征。政治上的高压与禁锢为隶书书写者的个性化张扬与表现提供了精神出口。2、中国书法观经过了神话书法观、自然书法观、比德书法观、解脱书法观和生态书法观的发展过程。里耶秦简是自然书法观、比德书法观及其由自由书法观向比德书法观转化的产物。3、把篆书的部分审美有机地融合进里耶秦简，开创了高古清厚、萧散恣肆等审美地先河。4、里耶秦简在隶书的技法实现上采用了节奏的强化、节奏的弱化的方，且个性化十足；笔法丰富与笔法简单亦形成两极，并把各自所表现的审美推向了极致；结字变化多端；章法异彩纷呈；篆隶的技法熔于一炉，书法的古法尽存于此，树立了篆隶书融通的光辉典范。5、开拓了竹简作为隶书的三维载体的艺术形式。6、里耶秦简是中国书法“隶变”的重要见证，亦为后代书法古法的学习与篆隶融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与经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刘绍刚先生认为：此次展览把秦代的封泥和秦代的竹简合并在一起展出十分有意义。由于汉语不同方言造成不同文字，比如六国简我们能识别但却读不通，因为六国简在秦统一以后没有向各自独立的方向发展被商、周传成下的文字整个统一。所以说语言保持文化的传承具有局限性，但秦统一文字保持了我们国家统一的基础的延续。此次展览的“篆隶合璧”，篆书何时形成在书法界有一个讨论，关于秦是由篆书基础统一的文字还是基于隶书基础上统一文字。刘先生认为：第一，《史记》：“取史籀大篆，略作减省，罢其不与秦文和者”废除了六国文字与秦文字不合的部分。但统一文字不是基于篆书或隶书哪种字体来统一文字的，它主要还是统一用字，今天的展览主要反映的是秦代正体字和手写体当中的两个典型。秦封泥应该说是秦代正体字，里耶秦简反映的是当时手写体的形态。里耶秦简反映的书体更像是篆隶之间的一种过渡性书体。裘锡圭先生认为在秦代篆隶这两个名词都还未存在，篆和隶这两个名词大概都在汉代之后才出现。从里耶秦简可看到当时篆书写的草率产生了隶书的萌芽，在比里耶秦简更早的秦简中它的三点水形态更像是三点，而非水字，最早出土的秦系文字的青川木牍中波字就能证明这一特点。而里耶秦简中三点水的写法属于篆书的竖式写法很多，这说明那时的篆书草率写法里面酝酿出隶书的笔意但篆隶还没有完全分离。今天展览秦封泥反映了秦代正体字的书写形式，秦简反映了秦代手写体的书写形式，并在秦简中有隶书笔意的出现，让我们对篆隶之间的演变有更清晰直观的认识。今天封泥和秦简的展出会为书法创作和篆刻创作提供很多启发。

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所长、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晓陆教授以秦封泥文字艺术探析为题，对秦封泥文字与隶书与秦篆的关系进行了探究。他指出，秦封泥文字是秦篆的标准之一。秦封泥文字是摹印篆具体而典型的体现，是中国印章汉缪篆、隋唐盘条篆、宋明后期缪篆发展的必要基础。秦玺印与封泥，基本上全面地承担了对战国玺印的总结，并向汉代玺印、泥封转移过渡的任务。秦封泥与汉封泥，前后相续地造成了中国古代玺印文化与玺印艺术数量与统一风格的高峰。陕西省国际书法交流协会副会长、西安市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薛军先生认为：不受官方文字严格限制的封泥文字因地域、个性、审美的差异表现出风格迥异然，异彩纷呈之丰富变化。秦封泥相对于秦刻石由于地域、个性等诸多因素其风格变化则更为丰富多样，抑或对汉隶的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美术学博士刘天琪先生认为：1、里耶秦简、秦封泥在当代的书法研究中属于比较薄弱的环节，比如秦封泥它是很能代表当时小篆书体的典型艺术形式，可是我们今天研究小篆往往忽略封泥这种艺术形式，这给在座的学生提供了好的课题。2、里耶秦简目前的研究大致围绕文化方面展开，书法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现在书法在取法上大致以河西汉简为对象，对里耶秦简的取法在书法创作中有，但在学生学习上较为弱化，许多高校的书法专业并没有把江淮秦汉简作为一个重要的训练范畴，这是很值得反思并改善的。 3、现今发现了诸多的江淮秦汉简是对书法史的重要补充。里耶秦简和秦文字究竟有怎样密切的关系？它是从楚文字基础上发展而来还是因为受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官方的打压而形成？阮元提出的南帖北碑的观点，总体指的是汉以后到南北朝时期，那么结合里耶秦简实物，能否将他的南北书派论更进一步加以深入？

二

考古学家与文字学者对秦封泥和里耶秦简从文字演变重要史料见证的角度，从书写材料（印章抑盖、毛笔）、字体（篆隶）、文字载体（泥丸、竹简）等方面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展示了秦帝国行政日常运作的图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王辉先生认为；封泥多用较为规范的小篆，里耶秦简及之前的各种简牍中隶书较多。从战国中晚期，秦在俗书的基础上产生隶书，隶书最早由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匠而非知识分子完成凿刻，他们为了简便将有些笔画做了变形而产生了隶书。到秦始皇时期随着秦统一的进展逐渐代替了六国文字。秦统一六国文字不仅是行政命令层面的意义，它本身上承西周文字，但却比较保守，变化较小，艺术性被相对弱化，也较少有异体出现。小篆基本在战国中期就已定型，后来汉承秦制，所以秦文字在汉字演变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里耶秦简的时代大致是秦始皇25年左右时期，其中的木牍也记载了很多文字、词汇的变化，这也是秦统一文字的见证。秦文字和书法的关系渊源很深。书法艺术和文字学学术中间有不可断裂的关系，虽然不是一个范畴，但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注重学术上的严谨，对经典的发展是合理的，在文字学上的精确和严谨更为重要。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伟先生认为：封泥上的小篆是用秦代的官印在泥丸上抑盖出来的，汉代说文解字的小篆和秦代官印上的小篆已经有一些不同，我们在汉代小篆在上和秦封泥小篆的文字结构差异这方面可以增加关注多做对比研究。基层书吏使用隶书书写的官方文书，官印抑盖泥丸封缄竹简文书。在使用范围上，官方正式的严谨的文字均使用篆体，但范围有限，俗书及隶书的应用较广。在秦代正体与俗体是篆隶并存的，秦文字处于宗周古文与汉代文字之间，秦代官印文字可看作是商周金文的余绪。处于承先启后的桥梁地位。六国文字与秦文字有区别，但仍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同理，篆隶是两种字体风格，但字形结构基本相同，区别在于笔画。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是核心，其实质是废除战国动图文字结构中与秦式写法不同的异体字。统一文字并不用纠结于用小篆统一抑或是用隶书统一。书同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秦军事胜利、版图扩大而逐步统一。无论是秦小篆还是秦隶书，秦文字都是始源。秦封泥上的小篆用秦代的官印在泥丸上抑盖的，汉代说文解字的小篆和秦代官印上的小篆已经有一些不同，我们在汉代小篆与秦封泥小篆的文字结构差异这方面可以增加关注多做对比研究。

西北大学宗教造型艺术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艺术家岳钰以“略论秦诏版和秦封泥的书法艺术”为题进行了学术发言。“秦诏版”就字面意思非常好理解，是将秦时代皇帝的指示制作在金属的版状物上便于流传。而“秦封泥”自然是秦代行政管理的一种方法，在离任官员印件上交时，可用此方法将曾任官职存档留痕，它大体上分秦国、秦始皇、秦二世三个阶段。而以上两种文字记录功能的处理手段，当后人转换为书法书写形式的风格时，就仅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研究其审美情趣。作为表意的秦代文字是从象形图画文字逐步演变成的。其从早期的绘画图形中简略升华为便于记录的书写形式，并且逐步规范出了偏旁部首，也就是说从秦代的小篆开始，形音文字基本定形，为其后面的隶书、魏碑、唐楷、行书、草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秦小篆的字体结构成为了后世一切书写形式的规范。这是从文字记录功能的角度来认识的。而作为文字书写艺术来看，先秦文字发展到基本定型的小篆时代，其文字的组合方法、组合形式、组合品味、组合韵律、图与底的对比应用已相当的完整和成熟了。今天书法家的传统书写形式，实际上是对传统已有形式的再创造，已非与传统完全相同的手段形式了。结字的熟练程度上，个人审美意识素质上的文化差距就成为衡量书法家的标尺，特别是对以上各种文字的熟悉程度，是个人创造性基础所在，文化修养是个人创造性释放的温床。因此要真正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传播给下一代，使其发挥传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可以说是个成功的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刘瑞先生认为：公元1996年，位于今汉长安城内的相家巷南地，意外的发现了巨量的秦封泥。已有六千七百余枚，种类高达1159种之多。随着相家巷秦封泥的发现、公布和研究的陆续展开，过去在司马迁《史记》中未记载的秦代职官、地理的具体情况，以及依赖于秦封泥发现而得以深入进行的秦汉职官、地理演变的分析，在过去的20年间取得突破性进展。而相家巷秦封泥的发现地点，准确的说，它北距咸阳宫一号遗址的南缘约8960米，西南距阿房宫前殿台基的东北角约8200米，它的东南4500米左右则为汉称“长乐宫”的秦“兴乐宫”的所在。可以说，秦封泥的发现地恰好位于秦咸阳宫、秦阿房宫、秦兴乐宫的三宫之间，是秦咸阳宫的旧城之南，秦始皇新朝宫阿房宫之北的中心地带，是秦始皇统一秦帝国首都咸阳的核心地点。仅仅依赖于已公布的部分简牍，我们就必须以全新的态度来理解秦始皇统一后的国家治理与地域融合。我们第一次清晰的了解到，司马迁所说的“书同文”，并不仅仅是对六国文字的统一，更是一项连方言，乃至过去各地同物异名称谓的统一大策。这样一个统一的过程，庞杂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境界。有幸在这里见证了两千多年前的秦人首都咸阳与边城迁陵两地出土文字遗存的历史性会面。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国家统一、文化融合，可以看到当时在书同文的推行上是如何的彻底。

迁陵秦简古厚在，秦地封泥吟大风。有关里耶秦简和秦封泥的研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从书法艺术角度而言，里耶秦简的书写工具、隶变的特征与规律、审美学、文化学、哲学观的研究、技法体系的研究、文字演变与统一的研究等都将产生多个新的研究课题。开发与利用里耶秦简和秦封泥的艺术资源，为当代的书法创作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养料，成为摆在我们当代学人面前重要的研究方向。

本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