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古玺印创作的文化担当与审美品格

 
        春秋战国的古玺印以难得的自然与天趣、超拔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近乎于童心的道体创作状态、类似于远古图腾的诡异与烂漫和多样化的审美取向成为了当代篆刻艺术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随着古玺印的大量出土和古文字研究的进展，使得当代古玺印的创作在创作意识、技法、视觉感等方面获得了新的突破。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形而上文化精神的担当与审美品格的营造。使得古玺印的创作大多只是停留在浅显的视觉审美层面或者成为古玺印文化精神与审美特征的复制与翻版。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古玺印创作的文化担当和审美品格到底应该定位在哪里？这是关乎当代古玺印的创作方向与确立其历史贡献与地位的首要问题。
   
        春秋战国古玺印的辉煌自有其社会、文化与艺术发展的深层原因。其在技法、审美、文化与道的旨归等方面都有其独到甚至后代不可企及的地方。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1、 宽松的文化氛围与明确的古玺印创作的文化取向
        艺术高度来自于思想、文化与认识的高度。无论从中国古代的思想史还是文化史层面，春秋战国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与形成时期。其在文化的繁荣、宽松、多元与创新上甚至其后的二千多年都不能与之相其并论。无论是一种文化的自觉还是不自觉，春秋战国思想的空前活跃、文学艺术的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无疑对于古玺印的文化内涵与审美表现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使得古玺印五系的审美特征与其所崇尚的文化精神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古玺印不同的文化取向亦成就了春秋战国古玺印的艺术辉煌，亦为我们当代古玺印创作的文化抉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 崇尚文化的地域性与审美的多样化
        文化与学派的地域性与多样性是形成古玺印审美差异的重要原因。正如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的序言中所言：“战国文化色彩，综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北系也；南系尚文藻，字多秀丽，北系重事实，字多浑厚”。从古玺印的审美特征来看，以阴阳家为主的燕系峻逸、精整，齐系粗狂、浑厚；以道家为主的楚系散逸、舒展；以法家为主的秦系整饬、规严，晋系工丽、精巧，皆看以看出其文化的地域性与审美的密切关系。就当今来看，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文化地域性日益消解，人们过分强调了文化的共性而忽视了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在新时代的构建。地域文化是在大文化背景下保持文化独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书风、印风的雷同与跟风与这种文化地域性的消解不无关系。审美风格应是其个体生命状态与精神向往的外化，而不是去盲目地或者功利性地迎合别人而丧失自己。
3、 想象力与创造力是古玺印创新的关键
        想象力是人在已有形象基础上，在头脑中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而创造力则是产生新思想、发现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从现有的考古成果来看，陶拍是印章艺术的萌芽和雏形。而夏、商、周三代则完成了由陶拍——印模——印章的过渡，但数量极为有限。春秋战国的古玺印因无成熟的可供参考的玺印规范及在审美、技法方面的经验，其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建立大多只能依靠对自然的形象的意化而得。这种对自然契悟、意化到象化的意象过程因个体和所师法的自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而使其获得了想象与创造的广袤空间。这种与天地自然浑化无碍的观物、悟道及技入道的表现方式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而秦代由于文字的规范化与小篆的推广使用，其想象力与创造力远不能和古玺印相比。而此之后的篆刻艺术由于印宗秦汉观念的束缚，其创造力与想象力亦大打折扣。人们只能在既定的篆刻规范中寻找自己的心灵栖息地，毕竟人类的惰性使得人们太相信和依靠自己积累起来的经验与篆刻知识了。老子云：“绝圣弃智”，其诚为至理。对于当代篆刻而言，要获得大的艺术突破，除对古玺印溯源与借鉴外，师自然，师造化则打破篆刻艺术的僵化模式，激发与提升当代印人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法门。
4、与生活的密切结合是篆刻艺术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
       人类的生活主要由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所构成。古人的大智慧在于把二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并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同时获得美的陶冶与精神境界的提升。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在当代，由于篆刻艺术实用功能的消解，人们只有通过强化篆刻艺术的审美来谋求其生存空间。因此篆刻与生活逐渐疏离了。大多沦为了书画艺术作品的附庸或者孤寂地摆在封闭的展览空间成为观赏的艺术品。古人所造就的篆刻生存、发展与展示的开放性生态空间被我们当代人人为缩小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割裂与分离。虽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利于艺术学科的发展，但的确削弱了篆刻艺术的社会基础。北京奥运的“中国印”让人们看到篆刻艺术与当代生活结合的一丝曙光。其实千篇一律的单调、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工业产品为篆刻艺术与当代生活的结合提供了广袤空间。这是摆在我们当代印人面前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是当代古玺印创作所面临的文化境遇。科技的进步和物质的丰富使得人类的个性得到空前解放、膨胀与张扬，诗性的消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修为的贫瘠是当代古玺印创作者面临的不争的文化现实。从上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化与现代性运动一直方兴未艾，给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艺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那么，当代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在我看来，续接传统文化的文脉并以中国文化为本融合西方文化的精华并发展之。正如宗白华先生在“五四”时期所言“将来世界的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的优点而加之以新创造的，这融合东西文化的事业，以中国人最相宜， 因为中国人吸取西方新文化，以融合东方, 比欧洲人采撷东方旧文化，以融合西方，较为容易，以中国文字语言艰难的原故。中国人天资本极聪颖，中国学者，心胸思想，本极宏大，若再养成积极创造的精神，不流入消极悲观，一定有伟大的将来，于世界文化上一定有绝大的贡献”。
中西艺术从源上的意象特征则为其融合打开了方便之门。对古玺印的追溯与回归无疑为中西文化与艺术的融合找到了可贵的结点。中国篆刻艺术，归于儒则“文以载道”，致教化；归于道则陶冶性情，追求审美。中国艺术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把艺术上升到了德与文化的层面而注重精神内涵，因而具有了宗教的某些属性。这与西方艺术脱离道德与生活所追求的形式美具有根本的分野。我们在篆刻的小天地里完全可以把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强调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阐发的基础上强化古玺印的视觉感与形式美。值得警惕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修为不足和对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使得当代古玺印的创作处于一种焦躁和不安的状态。粗劣丑态、不受节制的个性张扬、形式至上、美术画倾向则是这种现象的表征。现代的艺术家已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了。文心已无，何谈境界？！疏离了文化的艺术已由精英文化逐渐走向了世俗。西方现代性的首要标志就是世俗化。其把世俗世界从基督教世界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是为了艺术脱离宗教生活，并借助世俗化融入世俗世界的方式而发生的。西方艺术的文化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中国的文脉资源还没有真正地被开发。文化与生活是中国艺术成长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土壤。当代古玺印的创作应从西方艺术的发展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并担负起应有的文化责任：
1、续接传统文化的文脉，强化古玺印的文化取向、审美的纯化与境界的提升。在精神理念上可借鉴春秋战国之后儒释道各自的发展与融合的成果并在文化精神与审美上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在深入继承古玺印技法和探究其技法产生机理的基础上，借鉴历代篆刻技法加以选择与融会，师自然、师造化，创造并建立适合自己生命状态与审美表现的技法体系；在作品层面，在继承与探究作品材料、形制、形式与刻刀的选用规律及其对篆刻技法与审美形成的影响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创造与突破。继承是为了发展，发展是最好的继承，发展是建立在继承上的发展，绝不是空穴来风。
 2、在“东西对流”中实现生命的融通，使当代古玺印的创作在内在文化精神的阐发与外在形式美的表达达到有机的统一。中国文化精神是“天人合一”综合思维的基础上其所生发出来的“和合”精神；而西方文化精神是天人二分分析思维的基础上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并行发展。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体到古玺印的创作上，应秉承“天人合一”、人印合一的文化精神，并以“道”为旨归；在思维模式上，在整体思维的前提下合理地借鉴西方的分析思维与科学精神，构建中国的篆刻美学与篆刻学的学科体系；古玺印的视觉形式构成与审美表达也要以文化精神的当代阐发为依归。其创作中篆法、章法、刀法等以智巧为用但要浑化天然。而绝不是以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心态，通过西方艺术的观念的移植与生硬嫁接来革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命。
   
        审美品格是艺术作品美的品质与格调，它是判定艺术品品质好坏与格调高低的主要标准。关于篆刻品质的划分级别，明代周公瑾在《印说》中提出了印品的逸品、神品、妙品与能品的四品之说：“法由我出，不由法出，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如飞天仙人，偶游下界者，逸品也。体备诸法，错综变化，莫可端倪，如生龙活虎，捉摸不定者，神品也。非法不行，奇正迭运，斐然成文，如万花春谷，灿烂夺目者，妙品也。取短集长，力追古法，自足专家，如范金琢玉，各成良器者，能品也”。就篆刻的刀法品格而言，明代朱简在《印经》的“作游刃”一节中做了精辟的阐述：“刀法者，所以传笔法也。刀法浑融，无迹可寻，神品也；有笔无刀，妙品也；有刀无笔，能品也；刀笔之外，而别有趣，逸品也。有刀锋而似锯牙燕尾，外道也；无刀锋而似墨猪铁线，庸工也”。至于古玺印格调的确立当以境界衡量为上。从古玺印审美的内在属性的层次来看，其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之分。自然境界是一种低层次生物意义上的境界。因停留在感性层面，故缺少高层次的精神视野与内涵。而功利境界则是以古玺印艺术形式作为篆刻家情感宣泄的载体，这是一种超越感性思维而上升到了知性经验层面的单独认识，因而具有浅显的诗性空间，所形成的审美境界也就缺乏应有的高度。道德境界则超越了个人的功利性而具有了社会的普遍性，也超越了一般社会功利的时效性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恒性，从而使其具有更为久远的生命活力。天地境界则消解了古玺印所具备的感性、功利与道德的束缚，人与天地宇宙为一，与天地相往来，因而具有宏阔的诗性空间。
        据此，若对当代古玺印创作的审美品格做一判定，其印品能达到逸品与神品者凤毛麟角，而大多处于其之下的能品与妙品层面。其刀法品格能达到神品、妙品者亦少。就境界而言，其大多处于“自然境界”与“功利境界”。形式至上、展厅效应使得人们过分追求视觉感与形式美而忽视了古玺印文化品格与审美境界的营造。形式美只要短暂的目鉴，悦目就够了，但中国的篆刻艺术还要有持久的悦心悦意的心鉴和悦志悦神的神鉴，直达天地之境界，以有限而寓无限，这是中国艺术的大智慧。篆刻艺术以“道”为旨归。道家的“道”把宇宙的本体与人生的境界相统一。而儒家的“道”,则为道赋予了人道和仁义之道的内涵。孔子认为最高层次的美与善是艺术境界与道德境界的融合为一。中国书法、篆刻艺术以“道”为体，以意境为美，追求“大美”象外的虚，实现了对具体形象、形式及感官的超越，阐释着玄远的宇宙情怀。中国艺术的表现的高明之处在于“留”和“隔”，散发的是品之不尽的韵味，而不是视觉感的无限膨胀。古玺印的审美品格是通过文化养出来的，篆刻家精神修为的境界决定了其作品所能达到的境界。印人只在“自然境界”与“功利境界”中转圈圈，自然难以产生“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作品。由于篆刻艺术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当代古玺印的创作在审美风格的表现可主要围绕道家的素朴、变异、博大、玄妙，儒家的中和、至诚、崇高、充实，释家的清、孤、淡远、虚灵、荒寒或其审美的交叉与融合来展开。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为“艺”赋予了“德”与“仁”的内涵与文化的担当，使得艺术有了道德的底线。个性的抒发若无德的把持与节制则难以进入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而陷入野孤禅。基于此，当代古玺印的创作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技术层与形式美层面，而应提升到文化精神与审美品格的高度，通过文化精神的涵蕴、德的塑造、审美的纯化与境界的提升，创造古玺印新的艺术辉煌。当代篆刻艺术的大创造与历史贡献也许就成就于斯，对此我们充满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