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与当代书法创作的关系

  论国学与当代书法创作的关系

杨锁强

    书法在古代是国学的“六艺”之一。在西周与汉代书法属于国学中的小学，在唐代属于取仕六学中的“书学”。尤其在元代以“德艺双馨”作为举人的标准，可见对书法的重视。书法在古代一直是饱受国学滋养的文化精英们的个人修为与体道、证道与得道的一种技艺，彰显着国学的文化精神、个人修养与人文情怀。因此古代的书法与国学是一种密不可分的隶属与依从关系。但是到了近代，随着西学东渐，国学赋予了与西学相区分的近代意义。无论是章太炎站在民族存亡高度倡导与挽救国学，还是带有几分民族悲凉情绪的胡适所称的“国故学”，国学由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日益式微为学术层面的国学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之“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对国学的清算，使得中华民族的文脉——国学几乎出现了断层。中国书法艺术在当代也因国学的式微与贫乏而营养不良。书法藐视繁荣的背后实则是国学的危机、民族文化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和中华传统学术的危机。本文建立在国学与西学比较的基础上，审视国学与书法创作的哲学观、文化观和审美观的关系，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一、    国学与当代书法创作的哲学观

在国学中，关于哲学的论述当属子部最多，经部亦有极少部分。其以《易》为源，儒、释、道为宗，滋养并成就了中国的书法艺术。

“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层次，也是中国书法的旨归与审美的最高境界。这种以生命圆满的哲学超越了书法色相的层面得以精神的大自在。中国的“道”经历了“天道”与“人道”的分野与合一的发展过程而赋予了其丰富的内涵并逐渐上升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哲学与美学概念。“道”的境界其实就是“天”的境界，也是“人”的境界。因此，中国书法美的根源与实质在于“天”，在于“人”，在于“天人合一”，实现着中国书法的理想。一阴一阳谓之道。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载体，以阴阳为本，通过阴阳的展示和调和来契道、证道的。中国书法运笔的藏与露、方笔与圆笔、中锋与侧锋、提和按、疾与涩、快与慢；结字的松与紧、擒与纵；章法的疏与密；墨法的浓与淡等无不彰显着阴阳的互依互生的辩证关系。

 儒家、道家与释家作为国学的三大构成部分，其哲学观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儒家修德；道家修艺，释家修心，其于书法各尽妙用。儒家注重伦理道德与人格完善，使得书法艺术内化道德并使书法具有了社会教化与普世的意义；道家思想中蕴含着中国艺术精神，使书法艺术通化天地万物，契道并从自然汲取丰厚的养料；佛家的价值体现在对万物的慈悲和人类灵魂的安放，使书法艺术回到了当下与本真，让灵魂得到切实的慰藉与安顿。因此，当代书家国学的修为于儒释道可有侧重，然三者皆修且融通为上。

 在当代书法创作的实践中，西方的哲学观能否成为当代书法创作的哲学观呢？我们无妨对中西哲学做一比较来给出判定。见表1。显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其起点、源头、侧重点、思考方式、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各不相同。中国哲学立足于社会科学，西方哲学立足自然科学，其各有所长。中国书法彰显着中国人对自然、人与社会的哲思，创造了历代的书法经典，自然而然地则把国学中的哲学观作为书法创作的哲学基础。

表1   中西哲学观比较

二、   国学与当代书法创作的文化观

  “文化”一词无论是西方“耕耘”的本意，还是在我国“以文教化”的内涵，其明显的具有实践性、原有存在性与集体性的特征。哲学是文化中的制高点，哲学塑造着文化的精神，而文化又凝结着哲学思维的因子。国学中关于文化精神理念层主要集中在经部和子部，典章制度层和器物层主要在史部，而文学主要在集部。书法既是文化的构成，也是文化的产物。中国书法的精神与审美追求、技法表达和物化作品主要来自于国学的经、史、子、集的涵咏。中国书法文化精神的主体的心斋之心，中国书法文化精神精髓与根本的“道”，中国书法文化精神最高追求的天人合一，中国书法文化精神表现空间的空灵、自然、虚静和玄妙等无一不彰显着传统文化的辉光。^〔1〕在这里，中国书法不过是国学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物化形态，书法中的个性则是国学涵养下的书者品格的显现而已。

  在当代的书法创作中，西方文化能否成为中国书法创作的文化观也是困惑当代且多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我们也无妨对中西文化艺术做一比较分析再做判定，见图2。中西文化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尤其在中国宋代以后，这种文化的差异性愈发明显。中国文化极力将人生艺术化、审美化,而西方文化极力将人生科学化、逻辑化；中国文化重视道德实践，讲究身体力行，而西方文化重视物质实践，讲究实惠；中西方都有向上追求，中国通过艺术来实现，西方通过宗教来实现。中西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两极，其具有互补性。我们不能因为科学技术的落后而摧毁我们的民族文化，使其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世界的四大古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足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力量。艺术的多样性根植于文化的多样性。中国书法艺术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西方文化只能产生与滋养西方的艺术。中国历代书法之所以异彩纷呈，也就是缘于其依托文化的差异化。儒、释、道文化成就了各自文化观下的书法经典，魏晋三教合流产生了玄学，才有了魏晋风骨与书法的风流。

图2   中西文化艺术比较

中国文化是一个开放与包容的文化系统，汲取世界文化精华，融合并发展之。佛教文化从东汉的传入与汉文化的融合在唐代形成禅宗就是一个明证，也由此产生了辉煌灿烂的佛教书法艺术。不可否认，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当代，西学的艺术理性分析、逻辑思维与科学思维对于建立与发展中国书法学科具有一定的作用。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也为当代书法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与发展提供了新的介质与发展空间。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书法的文化根性注定了当代书法创作的文化立场必定是国学中的中国文化观而不是西方文化观。古代的书法创作观是根植于国学与个人修为及证道基础上的“无为而为”的“神遇”或“有为而为”的自觉，人、书、道、德、美合一而不悖，更多的是为人生而艺术。而当代书法创作因国学的修养的缺乏而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思潮，就是借鉴西方艺术把书法从文化与道德中解放出来，追求所谓的唯美而使书法丧失了宝贵的文化依托。由于他们忽略了西方艺术是以科学文化为根基而又不能把科学文化作为书法的文化基础，故其创作的书法作品只能是无生命力的空洞的视觉冲击与快感，缺失道德涵养与制约的个性张扬与扭捏作态，或者缺乏内涵的炫技与简单的复古。此皆与当代书法创作的国学修为的孱弱有关。只有把中国书法回归到国学的沃土上，才能切中消除制约当代中国书法传承与发展的瓶颈，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书法复兴的希望。

三、   国学与当代书法创作的审美观

书法的国学文化根性使得书法的审美观不仅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而且使得中国书法在不同文化支撑下呈现出了不同的审美观。儒释道作为国学文化的三大构成，在审美理想、审美方式、审美心态和审美特征上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见表3。^〔2〕中国书法的审美特征与审美境界其实就是其依托文化追求的境界。如果对儒、释、道的审美观进行分析与归纳，无论是道家崇尚无为的自然，儒家崇尚天命的自然，佛学崇尚本心的自然；还是道家的人与自然和谐，儒家的人与人及社会和谐，释家的心灵和谐，“自然”与“和谐”则是其相对统一的审美观。中国书法所追求的“自然”与“和谐”正来自于国学智慧的辉光。其当然也就成为书法审美的一个共同的重要标准。^〔3〕

表3  儒释道审美比较

中西文化的不同造就了中西艺术的不同的审美观。见表4。我们可清楚的看到中西在审美主体、客体、时空观、审美意象、审美意识和审美方式上的差异。当代中国书法创作的审美观是建立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之上的，其审美观自然是中国美学的审美观。中西在审美意象上亦有某些相同之处：如都强调形象与意蕴之间天然地存在某种关系；情与景、意与象之间的天然合一性；审美意象具有虚幻性；对审美意象的特征亦具有相同的看法：中国意象强调“情”“景”交融产生审美意象；西方意象强调“情感”与“形式”化合为一。^〔4〕此为中西文化的会通与艺术的相互借鉴提供了基础。

表4  中西审美比较

    中西哲学、文化与审美的差异造就了中西艺术的辉煌，才使得世界艺术避免了同化而绚烂多彩。中国书法根植于国学并承载着国学中哲学、文化与审美的智慧之光才使得其根深叶茂而源远流长。因此，加强国学修为，续接国学道统，这是我们这一代书法人肩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复兴中国书法的正确的必由之路。  

注释

〔1〕杨锁强：《论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书乡中国》二〇〇九年仲秋号，第七一——七五页。

〔2〕杨锁强：《中国书法审美境界论——兼谈当代中国书法在审美境界上的若干误区》，《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九月，第五四四页。

〔3〕杨锁强.《论中国书法的审美观》，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二〇一〇年第五期，第八十页。

〔4〕阳晓儒：《中西审美意象比较研究》，《广西社会科学》一九九七年第二期，第一一九页。
 

（该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15年第1期。此文亦为2016年“融汇于承继：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国际论坛”的发言论文）